作者:刘墉

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和云和街之间度过的,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,好比卡萨布兰加或伊士坦堡,处在多种文明交会之处,撞击出异样的火花。

温州街的两侧,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,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,他那学者儿子号哭:“爹爹啊!爹爹啊!”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。

我家右邻也令我怀念,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,想必师生恋,那年轻貌美的妻子,总娇声细气地喊“老师!老师!”她一喊,我老爸就说:“又喊了!又喊了!”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:“又没喊你,你听什么?”

老夫少妻没多久便移民美国,搬来台大医院住院部的主任,也姓刘,我们处得像是一家,甚至在墙中间开了扇小门以便走动。他家有三个女儿,常常玩耍尖叫,引得我竖耳朵。

左邻是位将军,太太念佛,每天传来咚咚咚的木鱼声,还有将军的嗯嗯声,大概有痔疮,他用力嗯嗯的声音,我隔墙都听得到。小时候顽皮,他嗯,我也嗯,帮着他使劲儿。后来他们搬走了,我娘说都是被我气的。

左对门住了位台大农学院的院长,家里有株当年很希罕的昙花,每回夏夜灯火喧哗,都是赏昙聚会。他家再过去则是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官邸,四周围住着一群星星,黑头车过,好多孩子会追在后面闻汽油味。吉普车更有意思,因为开车的是兵,比较会跟孩子玩。不过有一回我把沙土偷偷倒进车子的油箱,被兵抓到,狠狠地拧着我的耳朵骂,直到今天,我不准人碰我耳朵,包括我太太,都是因为那惨痛的回忆。

我家后面是“兵工学校”的军眷区,据说有不少早年汉阳兵工厂的骨干,个个是军火专家。他们管起孩子来也不凡,啪啪啪地“竹笋炒肉片”,夹着孩子“不敢了!不敢了!”的哀嚎声,让我每次看见那些捱揍的小朋友都敬畏三分,想他们毕竟是鞭子底下熬过来的人物。我也佩服眷区人家炒菜的架势,大概用的锅铲都是兵工厂的精钢打造,硬比我娘的响十倍,我虽见不到那些掌勺操刀的伯母,却能有“公孙大娘舞剑器”的想象。

十三岁那年,我家在一场大火中烧成了平地。公家以我父亲已逝为由,不为我们重建。我娘只好在废墟上盖了间草房,成为当年的“最牛钉子户”。房虽简陋,只一片草棚搭在墙头,头顶几乎碰到屋檐,但四周木板通风透亮,加上外面废墟的杂草丛生、虫声啾啾,颇有乡居之感。厕所更见情调,那是整栋日式建筑唯一砖砌的地方,当四周陷落,粪坑就显得高高在上了。下雨天撑伞如厕,上面雨声不断,下面也点点滴滴。那阵子我正读李清照词集,自然想起“点滴凄清、点滴凄清、愁损离人,不惯起来听。”至于晴朗的日子感觉也好,深蓝夜空的拥抱下,看星星月亮移过一根根烧得焦黑的柱子,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,再看看四邻窗内晕黄的灯光和幢幢人影,又是李易安“向帘儿底下,听人笑语”的境界。

十五岁那年,我们这钉子户终于屈服,搬去金山街的一栋两层小木楼。楼下是间女子英文秘书班,对于我这个小男生,那声色真是不凡。一会儿仿佛置身番邦,楼下传来的是英语会话;一会儿咔答咔答高跟鞋声,想必在教走路的礼仪;一会儿乐声震耳,原来是交际舞蹈。偶尔经过楼下,还能看见一群吓人的白脸女鬼,竟然是用黄瓜汁、面粉和双氧水漂白皮肤的美容课。

小楼对面,隔着金山街有一大片违章建筑,每天当当当当是饺子铺在刴馅,噔噔噔噔是弹棉花店的弓弦震动,还时时有车喇叭猛响,是因为等着买手工馒头的顾客阻碍了交通。入晚就更热闹了,拉嗓子喊的是卖馓子麻花和臭豆腐的,吱扭吱扭加上吭当吭当,是推车子过来的面摊。蒸馒头、煮面和下饺子的蒸气煤烟,在迷离的灯火映照下,大有辛稼轩〈青玉案〉“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”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朦胧之美。

我住的小楼虽不高,后面却可以俯瞰一大片平房,也就有野猫叫春和深巷寒犬的混声合唱。大概因为日式房舍的门户不严,那时有狗人家特多,而且多半养看门的大狗,当群犬齐吠,声势十分惊人。

至于人犬皆睡的深夜,后窗外又出奇地宁静,在那一大片鱼鳞似的灰瓦房舍间,甚至能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、唧唧的三轮煞车,和盲人按摩师的悠悠笛音。

前窗外也逐渐安静了,总是先听见泼水声,大概是馒头饺子店打烊的例行工作,接着是厚重的上门板声。也幸亏门够厚,有一夜喊叫不断、对街映现一片火光,接着警笛呼啸开来好多救火车。原来是某家女儿的男友发疯,在水沟里倒了汽油点燃,所幸火很快就被扑灭了,除了门板上熏出些黑印子,竟然毫无损伤。

还有一夜打破寂静的是个山东老汉的哭声,从一片低矮的违建间传来。大概醉了,哭夹着喊,喊得断断续续,听得出几个重复的句子:“蒋总统!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去吗?怎么还不回去?再不回去……再不回去,我娘都死啦!”

男人的哭声,在深夜,很悲凉,悲凉得我一生难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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